公司模式过去主要以美国模式为主流，然而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全世界？
类似的疑问一直存在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兴起时，美国模式曾经面临日本模式的挑战。日本学者岩井克人所写的《未来的公司》，其实也是对于美国模式的再次挑战。下面创百汇以这本书为延伸解读日本公司治理的启示。

在进入主题之前，回顾一下本书写作的背景。《未来的公司》原版最早出版于2003年，当时日本以“失去的十年”为人所知，日本各界也力图找出原因，试图走出经济衰退。当时首相小泉纯一郎与竹中平藏等人推动的改革也是一种努力。竹中等人推动的改革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纲领，在海外获得不少赞誉，在保守的日本国内其实面临不少争议。岩井虽然是接受美国新古典培训出身，但是对于美式主导的企业模式仍旧提出不少质疑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日本学界战后整体偏左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学一直拥有不菲地位，同时日本文化也使得道德论在商业实践与分析中尤其突出，典型就是涩泽荣一提出的“义利合一”，他不仅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成功商人，更是被誉为日本企业创办之王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岩井克人有其特别之处。他接受的是正宗新古典培训，在日本环境下，其思考却超越了欧美主流范式的局限，其本人研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货币等领域。主流训练出身，思考却能够如此深入，其实也与日本环境有关，毕竟真正的学术始终需要与本土实践结合。

他1947年出生，和多数日本经济学家一样受教于东京大学，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求学获得博士，期间受教于萨缪尔森，1989年起任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。出版有“Disequilibrium Dynamics”(Yale U.P.)、《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》、《货币论》、《21世纪的资本主义论》、《公司属于谁》等著作，获得过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特等奖、三得利学艺奖。

岩井克人的《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》流传甚广。在前面所谈的涩泽荣一的传记中也曾经引用其理论。涩泽荣一一生希望打破江户时代遗留的“士农工商”阶层区隔，瓦解民与官原本不相往来的局面，推动商业强国。在涩泽荣一写出《论语与算盘》之前，他于1871年撰写了一份《立会略则》，根据自己在法国学习的经验，为当时日本社会说明会社或者股东公司究竟为何。

涩泽荣一本人始终强调公利与私利的结合。他本人虽然大力推动日本证券、期货交易所的成立，自身却拒绝投机。对此他曾经如此解释，“我和保管别人金钱的银行业有关系，担负着颇为重大的责任。所以如果我参与投机，自然会辜负世间的信任，且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。出于此种信念和理由，我虽知此事（投机）确能获得利益，却没有买过一张低价时的铁道债券。自明治六年投身实业界以来，我始终贯彻这种主义。自己回想起来，也觉得此事稍可自夸。”

这种提倡“利义合一”的个人精神日后也成为日本企业届的标榜，某种程度上也带来公司的暧昧性。就涩泽荣一本人来看，他鼓吹商业，却不止一次放弃了追求最大利润的机会。那么，他是不是一个“非理性经济人”？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追求自利与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追求公利是否矛盾？至少在涩泽荣一的传记来看，并不矛盾，他的理论就是来自岩井克人的《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》。

岩井克人的理论认为，真正的市场中，个人对个人利益的“理性”追求不会自发导致市场秩序的形成，除了有“理性”地决定需求和供给的个人，还有一个“非理性”行动的人，“那就是公正无私地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背离，不断调整商品价格的调停人。”涩泽荣一是这样的调停人，而日常生活也可看到类似案例。

比如大家都知道囚徒困境，如果两个被分别关押的嫌疑犯为了两人共同利益，最佳策略就是不招供，但是实际情况下，囚犯为了个人自身利益，理性策略往往会招供对方，而且谁先招供往往好处越多。岩井借助这个案例，说明当囚徒“非理性”地行动时（不招供），两人利益最大。

延续了《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》的思考，岩井对于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其实颇有反思。他在2011年《中央公论》刊出一篇文章，题目就是《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》，反对“资本主义越纯粹化，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”的主张，表示”资本主义的敌人，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，而是自由放任主义”。

也正因此，在《未来的公司》中，岩井一方面反对泛道德化的商业思考，另一方面却认为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并不适用日本，甚至也不完善。